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表明：超过八成摩托车主认为摩托车必不可少或比较重要，普遍认为禁摩对工作和生活影响很大或影响较大，其中，“谋生类”车主的反映更加强烈。有报告说，“国内摩托车的保有量为6000万辆，约有六分之一的摩托车拥有者因禁摩限摩而放弃使用摩托车，给摩托车拥有者带来的直接损失为500亿元。”
中国曾经把居民拥有摩托车当作经济发展的成就，摩托车在中国曾经是财富和体面的象征，但它现在怎么一下子“变质”成了一种既充满了危险又容易带来污染的东西？一旦交通出问题，为何没有拿占用道路资源最多的群体开刀，而总拿相对弱势的民间利益开刀？
有专家认为，各地政府对车辆“禁止”与“限制”，其背后体现的是政府的资源分配原则：当普通大众还买不起机动车时，交通矛盾是自行车、货车与轿车争道，就对自行车、货车实施交通管制；当大多数买得起摩托车的时候，政府就及时禁止摩托车上牌。为了一个更大的公众利益，一部分的利益就可以想当然地被牺牲掉。即便非要牺牲他们的利益，政府可不可以考虑一定的补偿，毕竟拥有摩托车不等于犯错误，摩托车主没有理由要为政府多变的举措付出代价，进行买单。
我们反对“禁摩”，我们并不否认摩托车通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要解决摩托车这一难题不能“一禁”了之。“禁摩”，政府无疑选择了一个最为简单省力的处理方式，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愈演愈烈。
解除“禁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只呼吁相关部门今后面对利益博弈时，可以多些考量，“禁摩”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万能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