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 左宗申先生
嘉陵集团董事长 洪耕先生
中国摩托车商会秘书长 张洪波先生
湖南省摩托车商会秘书长 田育民先生
自1985年北京首颁禁摩令后，各大小城市跟风禁限摩托车，这为摩托车行业接连受挫埋下了伏笔。
摩托车曾在城市风光无限，而随着禁限摩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城市已基本难寻摩托车的身影，盛极一时的摩托车行业也由此逐渐式微。30年来，行业为此不断抗争，有政协委员的一纸提案，有商会发起的大型维权运动，有企业团队的抗争，也有个别摩友出于人道主义发起的小型路权活动，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维权运动”，在强大的地方法规面前，在“瑰丽市容”面前，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
2015年6月，当我们以为反禁摩的呼声渐行渐远时，一则湖南怀化市民反对禁摩的新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并迅速引发热议。原来，底层民众从未放弃对基本出行权利的争取，反对禁限摩的呼声从未停止。
事件回放：不久前，湖南怀化市区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起因是一辆摩托车经过怀化市区的严管路段，被交警开了罚单，摩托车车主不服，与交警发生口舌争执，之后矛盾不断升级，由摩托车主与交警杯葛，到城管加入战团，再到围观群众与交警和城管发生纷争，最后由防暴警察出面驱散群众收尾。最近，湖南怀化市民高举“合理合法 摩托给百姓带来方便”、“合理合法 摩托车权益不能侵犯”等横幅，表示对怀化禁摩的不满。
主持人：我们先来听听湖南省摩托车商会田育民秘书长对本次事件的看法。
田育民：湖南是施行禁摩政策比较早，执行禁摩政策比较严格的省份。湖南禁摩的城市多，比如长沙、怀化、衡阳、邵阳、郴州等区域都禁摩。由于湖南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民众的交通工具仍旧是以自行车、摩托车和电动车为主，因此禁摩政策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出行。这次怀化群体事件只是湖南城市禁摩后的一个个例。在之前，衡阳、郴州、邵阳等地都发生过多起因禁摩引发的群体事件。
大家可能会问，全国那么多禁摩的城市，为什么偏偏湖南民众抵制得最厉害？我想了解湖南风土人情的都知道，一来湖南人性子烈是出了名的，不服管制、我行我素，崇尚个性自由；二来湖南作为中国中部省，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特别是一些小城市，民众的收入不高，出行还得依靠公交车和摩托车，一旦禁摩，就给出行带来极度不便，很多上班族往往是从一个城市骑车到另一个城市，或者从郊区赶往城区，如果全靠公交车和长途巴士，对时间和金钱都是浪费。这也是为什么郴州、邵阳等地禁摩后，网友发帖说“屁大点的地方还禁摩，真当自己是国际大都市了”。网友说对了，正是这小地方的父母官积极将小城市往大都市靠，才禁限摩托车的。
湖南省摩托车商会在反禁摩上一直很努力，也扎扎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委托业内专家做了数据调研，写了很多专业论文，在各大媒体上发表，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让他们明白摩托车对城市交通的重要意义，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摩托车的看法，这也是湖南频繁发生这类新闻事件的原因。
以前浩浩荡荡的摩托大军
主持人：怀化事件，导火线其实不是禁摩，而是罚款。你不让我骑摩托车进城区，我忍了，但是你要设岗罚款，坚决不干。这原本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有民众自发参与，而形成了破坏性和影响力。在这次事件中，怀化市民扮演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什么在群体性事件中，总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其中？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外，这或许还说明，地方政府在很多政务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是相违背的，是不被认可的。民众参与事件，并不一定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更像是对自身权益的一次“众筹”，一次对公权的发泄。与其说他们不明真相，不如说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
警车为返乡的摩托大军护航
张洪波：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近年来发生的群体事件，大部分是由于政府基层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产生的。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快速崩塌后，城镇化进程太快，而基础建设跟不上快节奏，甚至很多城郊结合部根本就没有做好城镇化的准备，缺少对民众心态和生态的关注。中间这个空档期，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矛盾，比如小摊贩占道经营，市政设施被毁坏，城市治安秩序混乱，包括摩托车、三轮车等进入原本就拥挤的城市交通等等。这都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一个城市人流量提升和经济繁荣的反映，地方官员大可不必惊慌失措，相反应保持宽容的态度，发现不足积极改善，特别是在摩托车出行问题上，应该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而不是制订一个与底层利益相冲突的法规。
以英国和法国为例，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伦敦和巴黎的生产力得到大发展，同时，平等自由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欧洲城市在经过两百年的演化中，仍旧保留了各种车辆出行的权利，到欧洲城市考察，随时可以看到摩托车穿梭在街头的影子。
摩托车仍是许多人的出行工具
左宗申：欧洲和日本城市开放的姿态确实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我们老祖宗在这方面也不差。其实古代中国的城市对交通工具一直很开放。看看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图中展示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图中达官贵人和走卒贩夫各行其道，马车、轿子、推车、人力车各自穿梭，也未见官府在街头设岗罚款，禁止通行。在当时统治者看来，这就是盛世，是一座城市繁荣的标志。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歌舞升平繁华似锦，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同样允许马车、汽车、摩托车甚至装粪便的人力车等自由穿梭，展示出上海平等博爱、充满活力的城市印象。
城市拥堵日益严重
但是，现在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反倒退后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城市被有意识地剥离出来，虽然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远远不够。我们的城市有豪华的购物商场、有五星级的酒楼宾馆，但是却没有一条方便平民自由骑乘摩托车的道路。老百姓尽了纳税义务，却被剥夺了基本的出行权利。这算不算是管理水平的倒退？
主持人：地方政府对城市的概念理解有误，我比较赞同。地方政府对城市表象的关注超过对其功能的关注，打造的往往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很多城市在自然面前弱不禁风，近年媒体时常报道城市拥堵和水涝消息，这说明我们城市基本通行功能和排污功能都经不起考验。而我们看巴黎下水道，简直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再看德国人在中国部分城市修建的下水道系统，更是以精细严谨著称。两相比较，欧洲人是实用主义，在乎里子，最大化方便民众；我们地方官员是“功利主义”，在乎的是面子，通过隔离来保持表象的完美。在“面子”思想指导下，今天是摩托车被禁限，明天也许就该是小排量汽车、10万元级汽车被禁限，甚至是20万元级汽车被禁限了。
左宗申：我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两会上递交反禁摩提案，到现在6年多过去了，连续提交好几年的提案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想起来感触颇多，当时我带领团队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对汽车和摩托车进行了比较试验，得出的结论是摩托车更具实用性。
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提案的名字叫《关于发展节约型交通 解除城市“禁摩”建议》。我在提案中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希望政府有限度地取消城市禁限摩，取消对有技术含量和环保车的限制，促进高端市场的培育；二是建议规范行业，整合缩小目录范围内企业个数，提高资质门槛，鼓励出口；三是出台鼓励研发和制造大排量高端发动机的政策，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四是支持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五是给予财税支持。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批允，我这个政协委员很愧对大家的期许。
两会期间，左宗申身体力行倡导解禁
当时我写这份提案时，已经有168个城市发布了禁摩令，而2004年时还是148个，3年时间贴上禁摩标签的城市增加了20个。我想，随着低价汽车的普及，城市交通拥堵紧张，计划禁摩的城市就更多了。
洪耕：确实是这样，这几年摩托车行业人的话语权日益缺失，几乎没有什么有影响的发声，也缺少主心骨的领军人物。但是我们行业以前不是这个样子，20年前，我们嘉陵的老董事长何世斌，为争取摩托车消费税的减免四处奔走，希望企业家们行动起来共同努力。这一年也是摩托人觉醒抗争的第一年，虽败犹荣。2002年，何世斌老董事长又联合10家大型摩托车企业负责人就减免消费税问题向财政部反映，但遗憾的是情况并没有改变。而后行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后来者尝试登高一呼，但还是失败了。
台湾良好的摩托车出行环境
我还清楚记得2004年，重庆现代摩托车研究所所长向精华提出举办“反禁摩誓师大会”，他希望中国的摩托车制造商前来群策群力，甚至还邀请了著名律师，准备状告几座禁摩城市来祭旗。据说一开始当时的四大板块制造商纷纷表示支持，但后来却几乎都撂了挑子，让向精华非常尴尬。曾经信誓旦旦的企业家们，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只愿意在幕后，甚至连上台发言的人都没有。一位国企老总说：“我是政府任命的，怎么敢出面反对禁摩的决策呢？”而民企的心态则是：我们是支持这种活动的，但不好出面。
田育民：说到话语权，我深有体会。这次怀化限摩规电规定在出台前，话语权就已经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了。这次事件可以追溯到4月10日，怀化召开限摩规电听证会，结果是24人赞成、5人反对，1人弃权通过该规定。那么投赞成票的24人是什么身份呢？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交行业代表、出租车行业代表、保险行业代表、媒体代表、市法制办、工交办、公用事业局、城管执法局、工商局、商务局、质监局等等。
行业对大排量摩托车寄予厚望
张洪波：所以，听证会的票还没投，结果就已经很明显了。地方政府按规定走流程，对媒体、对民众有了个交代。不过参加听证会的代表身份和具体名额由政府来定，结果是规定顺利出台。
这种地方法规一旦出炉，就很难驳回重新审核。据我了解，很多城市已经通过地方人大立法，以条例的形式使这种禁摩规定合法化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以行政文件代替法律。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手里有《行政许可法》这张王牌，也不可能使这些规定有所改变。
摩托车在藏区也很受欢迎
田育民：我们找不到规律，但是政府有它的规律，就是大棒政策。在湖南禁摩之初，地方政府赤裸裸地提出禁摩，因此引发了郴州事件，衡阳、邵阳启动武警、特警等国家机器，这种以高压手段实施禁摩也算是地方政府的禁摩经验。
洪耕：这些年来，负面信息总是多过正面信息。2013年珠海解禁，国内很多企业为之欢欣了好一阵子，包括媒体也对此进行了高调解读，大家都纷纷畅想着珠海解禁带来的连锁反应，或许下一个就是北京、就是上海了，摩托车行业的运营环境或许要旧貌换新颜了。但是很不幸，珠海解禁并没有为行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好消息。迄今为止，珠海仍旧是个案，它是开始，也是结束。
主持人：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那句“一个摩托两个筐，收入赛过胡耀邦”，那是多么振奋人心。那时候的摩托车在公众和政府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光明、正义的，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是契合社会发展脉络的。但是30年不到，摩托车在地方政府心目中就成了“不安定因素”，必须禁而快之。这强烈的反差从何而来？
年轻人喜欢骑着摩托车随性出发的感觉
